第39章 抄家(1/2)
“早就听传闻当年登莱之乱,谢三宾做为巡按,勾结太监高起潜一起私分了叛军百万抄掠赃银,还以为只是民间传说,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真的了。”
谢氏天赐园中,旗手营团团包围,任何人不许出入。
几百人马开始地毯氏的抄家搜检,收获巨丰。
仅仅半天时间,就从谢家的秘密地窖里起出了三万两黄金,以及十六万多两白银,另外铜钱、洋银等也很多。
钱肃乐等人看到抄出来的谢氏家财也不禁惊叹,虽同城乡邻,知道谢氏是宁波首富,可谁知道藏了这么多金银。
此时大明乱世,黄金非常值钱,一金起码能换十六两银,达到一个高价顶峰,也就是一两金子能换一斤银。
而银子也很值钱,崇祯即位后,造崇祯通宝,且越造越薄,一钱不足两克,且南方的钱更轻,官方规定,北钱六十三文折银一钱,南钱一百文折钱一钱,但实际上这些薄钱在市场上可不被认可,基本上南钱两千文才能兑一两银子。
朝廷缺铜少钱,于是铸造的铜钱越来越薄,却还定下不符合价值的兑换比例,百姓当然也不傻,于是市场上劣币驱除良币,有钱的豪绅地主们开始大量藏银,藏金,市面上反倒都是薄钱、假钱等盛行。
三万两黄金,按时价,值四十八万两银子,再加上那十六万多两的白银,这就是六十四万啊。
浙江一省一年的田赋总额不过一百一十四万多两白银啊。
“谢三宾居然拥有二十四万多亩田地?”朱以海看到抄出来的一本田地账簿,惊讶的都出了声。
钱肃乐等身为本地乡绅,其实也都是地主,对这个倒是了解些实情的,便跟朱以海解释。
“这些地多是投献的。”
一听到投献二字,朱以海回过味来。
明代瑶役之重,超过税粮,对百姓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但王府和勋贵的田庄却享有优免权,一旦成为他们的庄佃,就可以荫蔽其下,免充国家差役。于是许多农民,甚至是小地主都主动投献权贵。
而权贵们为了吸引投献,主动以低于国家田赋的数额来征收籽粒粮。
说白了,就是百姓带着自己的田投靠王公贵族,这地名面上白送给王公了,甚至自己去做奴仆,户口就不在国家账上,也不用充当瑶役了。但实际上这个地还是自己在种,只是把原本该给国家交的田赋,改成给王公们交租,而王公们为了吸引人来投献,把这租定的比朝廷的税低。
这样一来,农民既不用承担瑶役,田地产出上交的还少了,留存的多了,生活也就提高了。
对权贵们来说,通过这样的手段,凭白兼并了许多田地,再仗着自己的特权,优免税赋,更是平白又得地又收粮。
唯有国家才是里外都亏的。
相比起王公勋贵,官员在大明也是特权阶级,户籍上是官户,经济上则是按品阶定额优免,现任官员悉免其瑶役,致仕官终身无所有,考中秀才除本身免除外,还能户内优免二丁。
在万历三十八年颁布的优免则例中规定,现任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乡官免本品十之六,生员,监生八十亩。
本来国初的优免只是免瑶役,但事实上到了明中期开始,已经是役粮俱免。而到了中后期开始,官绅们更是无视国家法律,冲破界限,基本上就成了全额优免。
田连阡陌而不任分毫瑶役,甚至不仅官户本身如此,连依附于他们的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也都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
于是官户便成了逃避国家税赋瑶役的保护伞,各种名目的什么渊薮,投献、诡寄、分花、寄庄等层出不穷。
投害早就被称为国家三害之一,但这涉及到所有官绅和权贵阶级,因此不但没有半点改变,反而越演越烈。
谢三宾的这二十四万多亩地,真正他家自己的地不多,可能也就两成左右,其中还有部份是仗着官职权势,巧取豪夺来的,比如遇灾年,放高利贷,然后逼债收田等。
更多的都几乎是投献或寄庄等。
“谢家仅宁波一地,每年收租谷就达一万三千多石,敛银九千八百两。另外,谢家还拥有众多织机织妇,纺织求利······”
这不仅是个官僚地主,还是个资本家了。
大明为什么亡,很大部份原因就是财政先崩溃了,而国家财政为什么崩,说到底还是那群官僚集团们,他们表面满嘴仁义道德,可私底下不仅巧取豪夺,甚至还通过投献等方式,兼并田地,垄断工商。
朝廷但凡敢说一句开海贸易,他们就说取祸之道。敢要征收工商税,开矿税,他们就要闹的满城风雨鸡犬不宁,本质上就是他们侵占了本属国家的利益,不肯放手罢了。
大明不开海,不对外贸易,难道民间就没有了?
仍然与洋人贸易,只是没有明着来,而是通过澳门甚至沿海的诸岛走私岛跟他们交易,而这种交易,完全不用给朝廷交一分税银。
甚至民间商人们敢私自参与想分一杯羹,还会被他们定为海贼,联手围剿。
这就是血淋淋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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