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2/2）
“嗯，是这样的……”监狱长说“对你们进行讯问是刑事警察的工作，按照惯例……他们的工作可能会激烈一些……那样的时候……可能会对你们的衣物饰品造成不必要的损坏……”“现在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犯人的私人财产是安全的。”他说。
于是我脱掉身上的所有私人财产，包括内裤，按照狱规把它们叠整齐以后放进枕头底下。他的手下再公事公办地把赤条条的我重新铐上手，锁上两只脚。
这样就是那条走廊了，经过廊口的值班室，经过门边的哨兵出后门，站在阳光里贪婪地呼吸外面自由的空气……讯问室不在监室的这座楼里，靠院子后墙的一排平房距离主建筑稍远一些，狱卒在那里把我们交给部里来的刑事警察。这个地方是备有拷打工具的。
民族和解政府成立以后监狱系统的警察基本保持了殖民时期的原状，只是更换了最高首长。丹以后调任国家警察学院的副院长，在一些正式的场合我有时会见到他。他有一次问我有几个孩子了，他应该是随口问的。我想，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在殖民时代遭到过逮捕和关押的妇女中，有许多人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我以后也一直没有孩子。
对于我，在春平时期的这些提审已经不是最激烈的了。如果秘密警察判断被逮捕的对象是比较的有价值，一般会在他们自己的秘密地点先行审问。我被捕后的头一个月就是在警察总部的地下室里度过的，那才是一段非常，非常痛苦的时间。
那里不是监狱，没有狱规。审问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妇女通常一开始就会遭到轮流的强暴，那时候她们身上穿着的所谓“私人财产”就已经被撕成碎片扔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直到秘密审讯结束被送进春平监狱，我在等到家里送进来新衣服之前就不得不一直赤裸着身体。
然后就会是无穷无尽的酷刑，直到犯人完全崩溃为止。几乎没有什么人，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能够坚持过一个星期以上的。我也没有。
用铁夹夹在女人敏感的部位，警察们坐在一边摆弄着电源开关，通上电的时候全身体里面的所有器官都象是正被拉扯着分裂开去，汗水会从全身上下一下子喷涌出来，两三回以后地下就积起了水渍。停下电的时候他们提一个装满的水桶过来，把我的头按在里面，开始是呛水，后来就会从肺里往外呛血。他们还往我的背上和腿上浇过开水。几天以后我就没有什么抵抗的意志了，他们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不过使秘密警察们头痛的问题是，我确实没有组织和参加五三的示威游行，那整段时间我一直因为胃部炎症发作在家里生病。而我所有的朋友们或者已经被他们关在了隔壁，或者就是四散逃掉了。他们花费那么大的力气最终只是证明了一个事实连盈水的确就是一直负责团结阵线宣传工作的那个人。在报纸上刊文鼓动反对殖民政府，为民族阵线的领袖，陈春符康他们撰写群众集会上的演讲稿，还有编制四处散发的宣传手册——是的，那些都是我做的，而且所有人都知道，那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他们更重视的是我的爱人，民族阵线的领导人之一符康，当然，三五之后他也离开了蔓昂，警察们想要找到他。
五月四日的半夜，符康在已经非常紧张的形势下到我家来和我告别，我搂紧着他的腰一直不肯放手，我们相拥着一直走到小院的门边，我就象是被抽掉了脊椎骨头一样瘫软地倚靠在敞开的门扇上，泪眼婆娑地注视着他瘦削的背影在路灯下边越拉越长……鲜血已经流淌在大街上了，法律体制内的非暴力抗争已经结束，大搜捕正在进行当中……谁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因为生病，因为年迈的父母，也许还因为青春的勇气，我没有选择离开蔓昂。我没有参与暴力，我只是写文，我就是要留下来等着，等着看那些撕开了法律面具的英国人能拿我怎么办。
那一夜之后我们等待了四年，整整四年后我和符康才享受到了胜利的重逢。那已经是在殖民统治结束，我从北部军区的关押地点被解救出来，回到蔓昂以后了。
在这四年中跟警察们一样，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后来有一段警察们着重询问的是符康的所有社会关系，希望这些线索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躲藏了起来的逃亡者。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遇到了我非常顽强的抗拒，我拼着命的坚持了很久，电流从我的胸脯通进去，一直传到我的脚趾头尖上，我忍不住了就放声尖叫，可就是不肯开口说话。我想，我一定不能让他们从我的嘴里得到有助于抓我爱人的讯息，就是不能，就不能。因为我特别的不合作，他们就是在那一段开始用烧红的烙铁烫我的胸脯的，在那里制造出了很多很吓人的伤痕，终生都消除不掉了。
我的病也没有好。在首都警察总部一个月，在春平监狱四个月以后，我的病发作的更加频繁，疼起来的时候能让人满地打滚。我变得很瘦，有形容说我那时的脸上好象就只剩下了两只眼睛。另一方面，殖民政府的司法系统已经开始筹备对民族自由阵线成员的正式审判。他们要有一个公开的表演来证明民阵的确都是些暴徒，取缔他们是合理合法的，而五月三日的枪杀则是当局在暴乱的压力下被迫的自卫。我是民族阵线中央的执行委员，是当时被捕的民阵最高干部。我被安排在头一个出庭。
他们对我当然是小心防备的，出庭的时候把我的手铐在背后。因为我一直就没有鞋，记得还是丹临时找来监狱办公室里做清洁的女工，让她脱了木屐给我套上。出庭前我就一直在做准备，已经偷偷的把手背在身后比划过很多次了。政府的诉讼律师读完了起诉书，指控我一直在用极具蛊惑力的文字煽动针对政府的暴力行动。然后又读了我签过字的那些供词当作证据。等他们弄完了以后我露出浅浅的笑容，用已经扭转到身侧的两手握紧了衣襟，拼尽全力往后下方狠狠的一扯。我那件对襟白短衣的上边三个纽扣就飞到空中去了。
我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胸脯，说“尊敬的法官大人，你想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收集证据的吗？”倒霉的政府当局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那天他们允许记者旁听审判，允许他们携带相机在开始的十分钟和结束以后拍摄新闻相片。当然那是为了宣传一场客观公正的审判了。一阵短暂的沉寂，许多人冲到了法官的大台子和我的身体之间，然后是闪光灯的白光。
文静瘦弱的年轻女孩，因为正垂下目光而显得柔顺的眼睛，从右肩翻折往下纠缠在肋间的白色衣衫，赤裸的胸脯，还有上面杂乱深刻的烙痕。这张新闻照片被刊登在第二天蔓昂各大报纸的头版上，都被放得非常的大。
然后就得有警察方面的官员出来发表一些声明，还有法庭的声明，政府高层的声明，媒体的冷嘲热讽，街头巷尾的议论……那场审判刚开始就结束了。
b2被西方国家统治过的殖民地通常具有一套表面上完善的法律体系。一开始，整个政府机器似乎就是按照它所声称的规则运转的。比方说我的春平监狱，还有把我表演给公众观赏的法庭。不过在法律的背面，他们从来不象一节中学课程那样清白无辜。
殖民政府的警察系统内一直存在着政治部的编制，它是一个很少被提到的半秘密部门，用来监控可能会影响统治的反抗活动。在民族阵线成立后它的人数和权力都急剧扩大。他们按照目的选择手段，可以在殖民总督的授权下超越各种法律限制，收集情报，暗杀政敌，酷刑折磨抗议者——对付民族自由阵线从一开始就是政治部这些秘密警察的任务。现在他们对我很恼火。
他们把我从春平提到警察总部，在他们自己的地盘里可以为所欲为了。审判事件后我在那里待了十多天，一直就在他们用作刑讯的地下室里，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实际上，几乎就没什么机会睡觉。
把我反背过手去吊到屋顶上，现在用不着再问什么口供了，就是光用皮鞭狠狠的抽，一直到凌晨以后才把我解下来弄到隔壁，一个放着几张办公桌子的小房间里。我让他们大大的丢了脸，他们当然不会让我好过了。可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会用上那么恶毒的方法，第二天他们把我父母和我最小的妹妹接到警察总部来了。
他们就坐在那间刑讯室里，然后让我进去。我全身光着，到处都是鞭伤，脚下的铁镣还特别的重，我是扶着墙慢慢拖进门里边去的，我也根本不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人。然后我听见妈妈的声音……我觉得自己身体发软，迷迷糊糊的就往地下跪倒去，然后我妈抱住了我的身体。她哭，我也哭了。警察把我们拉开，把我捆到墙边上，从警局的临时拘留室里找了些被扣押盘查的男人们进来……就是这样，当着我的亲人们的面，一直到下午。
一直负责审问我的钦上尉说“你不是喜欢脱给人看嘛？我们给你多打几个印，你下回别忘记把裤子也给一起脱了。”烙铁一直就在烧着炭的火盆里边煨着，按在肋骨上的头一下我忍住了没叫，可是咬破了嘴唇。再下去就控制不住了，那种尖利的痛是一直刺穿到心脏里边去的。我挣扎着乱叫，骂警察，喊妈妈，喊符康，我想我爸是使劲地抱住了我妹妹的头，努力让她既看不到也听不到，而妈妈被警察们推搡着不让过来，她可能已经用尽了力气，后来只能是伏在地板上了。
随便什么地方，肩膀，肚子，或者是大腿，被烫在肉上几回以后就会昏过去，整个下午我昏迷了很多次。后来有一次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从墙上解下来了，被几个人按在地下跪着。是想要用烙铁烙我的背吧，我想，不过整个背脊已经是火辣辣的痛着了。我被拽紧头发拉直起上半身来，两边有人架住了我的手臂，钦上尉拿着一把种花用的小铁铲子，铲子面已经被火烤得通红透亮了。
“跟你的小奶头道个别吧。”他恶毒地说，然后把铁铲的面按在我的乳房上。铲子紧紧地压在那上面，揉着，转着，吱吱响着冒出烟来，一开始我还能感觉到疼，觉得整个胸腔——其实是整个身体，缩成了一个干瘪的小果子，我大张开嘴，就是吸不进空气，我想，他怎么能用那么大的力气……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是在春平监狱里苏醒过来的，赤裸的全身上下火烧火燎地痛。监狱的医生给我马马乎乎地涂了些药膏，政府当局还没想让我死，说不定，甚至还有人想过再用我表演一回公正的审判吧。不过春平的监狱长丹就没有再露面了，政治部的钦上尉带着几个人常驻春平，直接负责被关押在这里的所有政治犯人。他们抓的人越来越多，在市警局的地下室里关不下了。
我想钦只在郁闷了想揍人的时候才找我，把我提到后边的讯问室里，不说什么话，就是一顿狠揍。我后来看到过欧洲关于二战的回忆中讲到纳粹的军官们在集中营里放着交响乐痛打囚犯，而我的国家当时已经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了，只是人性暴虐的一面似乎是从来不会改变。
不过钦上尉听不懂交响乐，他的乐趣是英国啤酒。他把自己象个口袋一样扔在椅背上，两脚交叉着搁上他前边的桌子面。桌子再前边是跪在地下的，赤身裸体的女囚犯。
他喝掉三四瓶的时候已经是醉熏熏的了，他喃喃地说“跳舞吧，跳舞吧……你的膝盖很疼吧，忍一忍，忍一忍……”一边张开两手在桌面上盲目地到处摸索他的电源控制器。就是控制那两根接在我身子上的电源线的开关盒子。然后他涨红着脸，用突然提高了的嗓音喊道“为祖国而战！……”一边揿紧了按钮。我就象一个被突然启动了的电动娃娃一样在墙角中扭成一团。
按照我的记忆，大概有过一到两次，他折磨我不完全是为了娱乐。有一次把我拴着两个大拇指头吊在讯问室里，政治警察们用带铜扣的皮带抽了我很长时间，可能有一个上午。我已经意识模糊了，然后有人往我头上浇了一桶水，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提起来。我听到有人问“……看看吧，你认识她吧？”老实说，那一段我已经被摧残的不成人形，脸是肿的，眼睛都眯成了缝，而全身又瘦得象一把骨头，再加上当时血肉淋漓的样子……我想没有几个熟人能认出我来。反正钦会告诉他的“……德永博士，还记得连盈水吧？她可是你的优等生喔。”我费劲地从肿胀的眼皮缝里往外看，看到的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永博士是殖民政府时期最早的留英学生之一，学医，回国后在教会医院任职，同时也为我们学院上课。他拥有一些希奇古怪的头衔，大英帝国的科学院士之类，或者说不定还是个爵爷。我后来知道钦上尉他们认为他收留了加入民族阵线的学生，并且把他们藏起来了。不管怎样，政治警察对英国博士还是讲礼貌的，他们只是把他找来喝喝咖啡。可是咖啡时间结束了还没有结果，于是就只好动手了。只不过，动手的对象不是博士，而是我。
他们提着我在地下转着圈“嗯，给老师看看，前边……后边……博士，你肯定偷偷的想过一个不穿衣服的女学生会是什么样子吧？哈、哈、哈！”“男人嘛……想就多看看，多看看，我听说，令媛和盈水同学年纪相仿哦，博士，现在世道乱……你可要当心管好她啊……”他们把我的一只手指搁在桌子沿上“博士……你过去教他们玩手术刀对吧？嗯，那么细细长长的手指头……她刀子用得好吗，剖过老鼠没？”有人挥起一支监狱里用的警棍，砸在我的手指关节上。我惨叫着瘫软到地下去，人们把我拉起来，又拽出我的第二根指头“博士，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是她的食指重要呢，还是中指？……”我想那天德永博士最终屈服了，告诉了他们他保护的学生在什么地方。
那次把我的手指骨头打碎了，我的右手到现在还有两个手指的关节是僵直的，没法弯曲。骨节疼得要命，可是把我送回监室之前照样把手背铐到后边去。每次如果为了用刑需要把我的手解开，不管警察们干过什么，是压夹手指还是扎指甲缝，每一次都不会忘记把手臂重新拧到身后铐住，那两个月中我一直就是那么背着手过的。人到了饿得受不了的时候就会把脸挨到饭碗里去吃，哪怕把碗弄翻到地上，再用舌头把洒出来的饭粒舔起来……穿衣服呢，那以后我就没再穿过衣服。
解手……勉强也行，就是用嘴咬开监室里的水龙，多冲冲。
再以后就是蔓昂政治犯大转移了，也有把它叫做春平政治犯大转移的。反正当时几乎所有的反殖民政府政治犯都被关押在春平监狱。当时我已经被捕了一年更多的时间，在监狱中和外界毫无接触，我完全不知道外边已经发生了什么。
晚上，先是听到走廊里异乎寻常地嘈杂，开关门声，脚步和铁链声，夹杂着短促，粗暴的呵斥声。我开始没去管他们，可是后来被吵闹得睡不着。我的监室的观察窗是从外面关上的，里边看不出去，我干脆爬起来坐在铁床边上。想，会是集体处决吗？又看看自己的两条光腿，又想，死前总该给我件衣服穿吧。最后有人在外边开铁门了，我的心跳得有点加快。门一开，进来的全是荷枪实弹的军人。
“起来，走！”我本能地问去哪。回答是“闭嘴！”过道里也站满了兵，隔几米一个，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另一个监室也正往外带人，全是男的，有的手脚戴械具有的不戴……不过都穿着衣服。会有我认识的吗？我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我一时都没有去想我自己是个什么样儿——除了警察，我在这很久没有见到过人了，他们也是一样吧……我迟疑了那么一下兵就用枪托了，用枪托捅在我的背上“快！走！”灯全打开了，和一般提审时的昏暗诡秘完全不同，过道里光线耀眼。在东西走廊交汇到一起，正对大门的地方本来是监狱看守执夜的小屋，现在堆满了东西，日常衣物和……手铐。我们排成一排，过去一个人，脱囚服换入狱时穿的衣服，所有人铐住手钉上脚镣。再被强迫往一张打字纸上按手印。完了以后让他朝大门外边走。
钦上尉在那里。他朝我看看，对军人们说，这个女人是高干，很坏，记住她。
他们让我走，我不走，问我的衣服呢。